大久保利通微微垂首，沉吟不语；听到法国将“直接出兵，同萨摩藩军并肩作战”的西乡从道，本来兴奋不已，此刻，觑一眼法国人，再觑一眼自己的上司，也是一副目光逡巡的样子。
似乎，摆在他们面前的难题，比江户的德川幕府，还要更大一些。
事实上，也确乎如此。
仿佛中国，日本也是讲究“士农工商”的，明面儿上，商人的地位也不高，但实际上，在日本，豪商的经济、政治影响力，远非中国可比。
相较于中国，日本生产孱弱而贸易发达，因此，豪商的势力，举足轻重，许多时候，甚至可以直接影响藩政。
幕末时候，政府开支愈来愈大，农业生产能力却只低不高，主要税源——农民那儿榨不出更多的油水了，政府赤字便愈来愈大；于此同时，商品经济愈来愈发达，商人们的荷包愈来愈鼓，可是，幕府和大名却只能干眼馋，因为在当时的幕藩体制下，不论法律层面还是技术层面，政府都没有足够的手段，向商人征收足够多的税收。
所以，很自然的，要维持幕府、藩国以及将军、大名个人的庞大开支，就得向商人们借贷了。
幕府和各藩国，几乎全都是大商人的“债务人”，若不向豪商借贷，许多大名——无论大藩还是小藩——的日子，根本就过不下去。
吃人嘴软，拿人手短，幕府和大名们，在豪商面前，就很难真正硬气得起来，对豪商的许多“不恰当的行为”，就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豪商们也因此获得了影响政治的机会和能力。
萨摩藩自己，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。
第十任藩主岛津齐兴——现任藩主岛津忠义的祖父——在位之时，调所广乡出任萨摩藩的家老，领导藩政改革。彼时，摆在调所广乡面前最大的问题，是债务沉重——累积高达五百万两，萨摩藩每年的财政收入，拢在一起，不过仅够还息。
调所广乡召集债主，说时经多年，借据多已破损模糊，须以老换新，债主们不疑有他，交出借据，调所广乡突然变脸，将所有借据，往火里一扔，债主们大骇，欲待上前抢救，调所广乡双臂箕张，挡在火炉之前，大喝：“要钱没有，要命一条！我这一身肉，你们尽管拿去！”
债主们都是商人，自然不敢真的剁了家老大人，再说，即便逼得调所家老切腹谢罪什么的，亦于事无补——借据已灰飞烟灭了！
确定借据确已烧毁，调所广乡缓过颜色，“诚恳”表示：我也不是不还钱，只是期限拉长些罢了；还有，我的“藩政改革”，大有商机——哎，偷偷说给你们听，我打算借道琉球，恢复同清国的贸易，嘿嘿，你们要不要做我的生意呀？
借道琉球，恢复同清国的贸易？我操，这不就是走私嘛！这可是挖幕府的肉啊！而且，是大大的肥肉啊！
债主们脸色犹青，眼睛却已发亮了。
思来想去，借据既然已经没有了，就只好打“失之东隅，收之桑榆”的主意了，终于，债主们捏着鼻子，自认倒霉。
调所广乡用自己的性命，赌掉了萨摩藩的沉重债务，萨摩藩得以轻装上阵，快速发展，终于成为日本数一数二的强藩。
债主们虽然放过了调所广乡，但他终于不能免于生命的代价。
调所广乡用以换取债主偃旗息鼓的“对价”——走私，终被幕府察觉，幕府震怒，派员追查，岛津齐兴和萨摩藩都面临处分的危险，为保护主君和萨摩藩，调所广乡服毒自尽。
日本另一“数一数二”的强藩——长州藩，亦以另一种形式，对豪商的势力，做出了自己的注脚。
长州藩军败于轩军之后，退出马关，长州的豪商、豪农，在白石正一郎的领导下，组织“庄屋同盟”，表面上对天朝军队摆出一副“奉迎”的模样，实际上接过了长州“抵抗侵略”的大旗，并打算刺杀侵略军的大头子——关卓凡。
大浦庆夤夜告密，白石正一郎阴谋暴露，关卓凡大举报复，将“庄屋同盟”一网打尽，所有成员，统统判以缳首之刑，并处没收全部资产。
相关人犯的商行、店铺、工坊、仓库、银号，尽数抄没。
收获远超关卓凡的预计：
六十三名人犯，单是现银，就抄出了一千万两——人均十六万两。
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？
当时的长崎奉行所内，存银不过十万两——长崎哦，日本开埠最久和最大的贸易港哦！
如果日本当时要发行纸币的话，一千万两，足够做中央银行的保证金了。
经此一役，长州藩的经济支柱，被彻底摧毁，藩内对倒幕派的经济支持，彻底断绝。
长州藩之所以能够成为“尊王倒幕”的中心，最根本还是幕末时候，经过历年藩政改革，特别是周布政之助主政的时候，实施“重商主义”，长州藩乃实力大涨，有了挑战幕府的本钱。
这个本钱的核心，就是一众豪商。
在今后可预见的相当长的时间内，这个本钱，不存在了。
是为“长州灭商”。
“长州灭商”，从另一个侧面，凸显日本豪商势力之钜，不过，这种杀鸡取卵的事情，日本的当政者是不会做的，这种一锤子买卖，饱一时，饿一世，不是生意经！长州迄今奄奄一息，在可预见的将来，亦都恢复不过来，萧条如斯，谁向你贡献赋税呢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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