当初，贡布朗杰横行理塘，阻断西藏和内地的联通，西藏派兵平乱，领兵的宗堆，领受贝丹顿珠之命，同贡布朗杰暗通款曲，致使藏军连连失利。川督和噶夏责问，宗堆说什么“皇帝不差饿兵”，伸出手来，向朝廷索要军饷。
这个事儿传到北京，有一个礼科给事中，叫做刘云溪的，忽发奇想，上了个折子，说瞻对乃化外之地，又跟西藏接壤，不如赐给藏王，折抵军饷，这样，朝廷省下一大笔钱，又能够平瞻对之乱，两全其美，多好的事儿呀！
看到这个折子，从两宫皇太后，到关卓凡，到军机全班，无不气得发昏二十一章。
刘云溪的奏折，荒唐得太过分了。
首先，目下之西藏，根本没有什么“藏王”，刘云溪一张嘴，就把西藏推回到颇罗鼐乃至固始汗甚至更早的白教当道的时代了。
其次，瞻对虽然算“川边”，却不和西藏接壤，如果真的赐给西藏，瞻对就成了西藏在四川的“飞地”了。
最后，也是最紧要的，彼时朝廷的既定政策——虽未公之于众，是要拿川地藏区“改土归流”，并进一步向西藏收权的，你倒好，跳出来说什么“瞻对乃化外之地”，还要将瞻对向西藏那边儿推？
荒唐虽然荒唐，但本朝素有不以言罪言官的传统，不好给予降级、免职一类实质性的处分——不然就是“阻塞言路”了，于是传旨“痛加申斥”，就像当年詹事府右庶子孙东谋反对为小皇帝开“洋务、兵事”的功课，翰林院侍讲徐应祥反对修筑铁路，朝廷也是下旨申斥，并没有给予任何具体的处分。
至于徐应祥顶不住了，主动求去，那是他自己的事情。
不过，因为不想扩大这件事情的影响，以免被西藏方面抓到口实，负责传旨的，不是朝臣，只派了太监。
结果就出事儿了。
如果负责传旨的是朝臣，念完上谕，“钦此”之后，被申斥人“领旨谢恩”，就算完了，多难听的话都在上谕里面了，因为见诸煌煌上谕，话说的再难听也是有限的，无论如何，不会损及被申斥人的人格。
最多，接了旨之后，还有“问你的话”，这些话，都是皇帝本人的原话，虽然不少是“诛心之论”，但皇帝再生臣子的气，哪怕要杀臣子的头了，也不至于问候臣子的女性亲属。
所以，无论如何，被申斥人人格无虞。
可如果传旨的人是太监，就大不一样了。
不晓得从什么时候起，宫里的敬事房有了这么一条不成文的规矩:凡“奉旨申斥”，念过上谕之后，负责传旨的太监还要对被申斥人“另行责备”。
“责备”？什么是“责备”？嘿嘿，就是骂人了。
太监的性格，因为身体残缺和所操劳役的特殊性，大多乖戾阴贼，除了银子之外，骂人是他们最感兴趣的物事，而论到骂人的花样翻新、刻毒入骨，大约天底下也没有人比得上他们。
既然有“奉旨骂人”这等好事，那还不骂个畅快淋漓？且詈骂的是平日里太监们一见到就要打千儿行礼陪笑脸的朝廷大臣，看到平日高高在上的大人老爷们跪在面前，在自己的唾沫星子中抖若筛糠，骂人的太监，内心会得到变态的满足。
如果“奉旨申斥”的对象，是一向视他们为卑贱之人、甚至不把他们当成人的“读书人”，那这份痛快，就更是无可言喻了！
擅骂又不肯与人为善的太监，可以将被申斥人骂的泪流满面、泣不成声，接下来好几天都缓不过劲儿来。
有没有免于受辱的法子呢？
当然有，奉上太监第一感兴趣的物事——银子，骂人，这太监第二感兴趣的物事，自然就免了。
这个价码不便宜，至少五百两银子起跳，官位愈高，太监的要价愈高，且得事先通过敬事房疏通——传旨的太监是敬事房派出来的，事先，被申斥人根本不知道派到自己家里来的是哪个太监。等到传旨的太监到了，再想“疏通”，就已经晚了——没有谁敢在开中门、摆香案的时候行贿、受贿的。
自然，不管贿银多寡，敬事房的总管太监自个儿先落下一半。
刘云溪上这个折子，并未受任何人的指使，纯粹一时突发奇想，自以为是张良、陈平之计，本意倒真是为朝廷省钱，只是无知之尤，闯下了这场祸事。他这个人，秉性孤介，傲岸不群，从来不做“卖参”的事情，穷京官一枚，又不认识什么有钱的朋友，五百两银子，如何拿得出来？
向“放京债”的借吧，刘云溪的人缘儿太差，从来没有接过什么有油水的差使，还款能力相当可疑，没有哪个“放京债”的，愿意放给他这么一笔数目不菲的款子。
再说，他自个儿对“行情”也是糊里糊涂，拖拖拉拉的，宫里边儿等不到刘家的信儿，旨意却是一刻钟也不能拖的，传旨的太监按时上门了。
开中门，摆香案，跪聆圣谕。
传旨的太监也姓刘，念圣旨的时候，刘太监的声音倒是颇为平和，但刘云溪已是听得满面通红，浑身冒汗，手足也不自禁地微微发抖。不过，因为事先得到些风声，多少有了心理准备，勉强还自持得住，只等着刘太监念出“钦此”二字，便“臣领旨谢恩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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