鞑贼侵袭中原，已经形成了一套固定的战法，集结完毕后，入塞时便让老幼病残守护军需，然后派出精锐潜伏在塞内，再派出游骑骚扰堡寨守军，围点打援，使守军点燃烽火求援，等援军来了，正好落入了他们的算计。
待击退甚至消灭援军后，大部队顺势深入内地，或围攻城池，或抢掠人畜，或以轻骑袭击辎重、引诱官军，声东击西，出此入彼，边民不得耕种，士马不得休息。
这计策简单吗？简单。
能置之不理吗？不能。
这是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各自的发展特点造成的。农耕文明的经济特征是自给自足，经济上的自给自足可以解决生存和发展的问题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精神特征是安定和保守，不求空间之扩张，惟望时间之绵延，以固守本土、安定守成、质朴厚重、沉着稳健崇尚和平为特征。
积累深厚，兼容性强，所谓海纳百川，有容乃大。
而游牧民族的经济特征单调、不稳定，遇到天灾人祸马上就面临着生存危机，先天的不足致使他们无法解决生存与发展的问题。所以，崇尚竞争、强取豪夺、侵略成性，文明的厚度与广度都与农耕文明不可同日而语。
进入河套后，张璟便派出侦骑，探查周边情况。何丙勋在《河套图考》序中指出：“河以套名，主形胜也。河流自西而东，至灵州西界之横城，折而北，谓之出套。北折而东，东复折而南，至府谷之黄甫川，入内地迂回二千余里，环抱河以南之地，故名曰河套。”
河套地区，是指黄河“几”字弯和其周边流域。战国后期时期，赵国的赵武灵王把版图延伸到阴山山脉，设立了云中郡，位于土默川平原东部。秦朝统一中原后，迁徙三万户到那里戍边，设云中、九原两郡。秦末河套被匈奴占领，移民都返回中原。
西汉时，汉武帝派卫青出云中击败匈奴的楼烦、白羊二王，占领“河间”，即河套。大臣主父偃上疏建议在河套筑城以屯田、养马，作为防御和进攻匈奴的基地。汉武帝接受这一建议，当年即置朔方和五原两郡。
公元前125年置西河郡。河套地区还包括之前的云中郡和定襄郡，以及北地、上郡的北部。
魏晋南北朝时，河套地区是北方多个政权争夺的重地。唐朝时这里被重新农垦。北宋时河套被西夏和辽朝所分别占有。
而国朝，河套基本是一块军事缓冲地区。
太祖对河套地区重视不够，“四年，大将汤和兵攻察罕脑儿，擒猛将虎臣镇军将谢成等降其众，并省入内地，河套遂墟”。仅存少量蒙人也被迁入内地，河套于是成了一块军事缓冲地区。
太宗的靖难之役把中原腹地打成了一锅粥，人口急剧减少，而迁都后，为加强京师卫戍力量，只能佥补士兵，可是靖难之役对社会环境造成的影响怎么可能这么快就消失？
那怎么办，只能把一些边卫内迁了，比如大宁都司、东胜卫。兴和卫等。
到了宣德年间，因都司、卫所内迁而使北部防线出现了缺口，于是开平卫也不得不内撤。
到了朱祁镇，因土木之变，北部防御尽失，河套问题遂凸显出来了。
其实，若是防线仍然牢固，河套问题根本成不了问题，不过是一块军事缓冲地带罢了。
鞑贼在宣德年间便已进入河套，正统初年开始侵袭边地，之后愈演愈烈，至成化年间，河套便被鞑贼占据。不得不说，鞑贼占据河套之后，对陕西地区造成了极大的压力。
傍晚时分，张璟率人安营扎寨，侦骑也纷纷回转，将打探到的情况报给张璟。
总体而言，并没什么发现，北虏此时也只是把河套作为一个游牧区罢了。
二月的天气仍然有些冷，张璟走出营帐，看着天空中的繁星，京师的消息应该快传到陕西来了，距离二月十九，朱祁镇弑君已经过去了八天，这么大的消息，肯定是捂不住的，当然，朱祁镇也没想捂着。
终究还是遂了这兄弟二人的愿。
此时的大明王朝，终于还是开始往深渊滑落。
朝中妖氛充斥，扰动山河，真是一朝天子一朝臣，六部、内阁换了个遍，不能要求人人都是于少保那等完人，起码有点操守吧？可看看此时的朝中都是些什么玩意吧，石亨、孙继宗、张輗、柳溥、徐有贞、许彬、杨善、李贤。
更别提重立东厂了。
简直就是倒行逆施，刚刚恢复元气的大名，被朱祁镇这么一折腾，又剩了半口气。
国家摊上这么一个烂人，还能说啥？
张璟无数次复盘一个多月前的那场夺门闹剧，但结果仍是一样，毫无成功的可能。最关键的问题在于，一，景泰皇帝已经油尽灯枯，而他未立太子；二，后宫已经被孙太后控制了。
如果张璟敢铤而走险，率兵击溃石、曹等人，宫里那位就敢把御马监四卫营派出来，然后再给张璟安上一个谋逆的罪名。
只是可惜了刚刚恢复元气的大明朝。
鞑贼侵袭边庭，不过是一个缩影罢了，各种各样的问题都会接踵而至，大明王朝像一个大病之人，刚刚被一位神医从地府里拉出来，还未曾痊愈，又遭到了重创，如今病上加病，除非有推倒重来的勇气与手段，否则，终究不过是积重难返四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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