徐容其实明白，自己能当得了导演，但未必能成为一个好导演。
这点自知之明他还是有的。
舞台艺术之所以称之为艺术，绝不仅仅由演员的表演构成，舞美、音响如何服务于剧本乃至于推动剧情，同样是一门高深的技术活。
自我评价，如果让他去当导演，充其量一板一眼的把剧本的规定情境还原，纵然剧作者过来，也挑不出一丝一毫的瑕疵。
尽管这已经能够超越至少九成八的导演，可是九成八并非他的追求。
干一行如果不能干到最好，或者从一开始就没有抱着成为最好的打算，根本没有去做的意义。
他是以培养导演著称的电影学院出身，来了人艺之后，又了解太多导演堪称神奇的创新以及思维。
建国初期院里演《茶馆》，一场演出临结束前，焦菊隐匆匆忙忙地走向后台。
和如今通过开关就能控制的全自动幕布不同，那会儿院里的条件简陋，幕布需要人在后台用力拉绳子才能合上。
焦菊隐到了后台，拿着一把凳子垫在脚下，随着剧情落幕，他缓缓拉起拇指粗的绳子，而舞台上的幕布也随之缓缓合拢，在即将合拢之际，他瘦弱的身材的猛地跳起，抓住半空中的绳子，一瞬间将身体的重量全部压到了绳子上。
舞台上即将合拢的幕布迅速合严，而在惯性的作用下，幕布相接的最下方，在合拢后又飞速朝两侧荡起，可是幕布毕竟沉重，只能荡起一个不大的三角，让观众隐约窥视到舞台上人物的最终结局。
类似的操作，如今的技术不难实现，可是难的却是这种天马行空的奇思妙想。
焦菊隐能够成为“四巨头”，依靠的就是其本身化腐朽为神奇的超绝才华。
扪心自问，徐容真不敢说自己也具备这等才华。
濮存晰对于徐容转行当导演的决定十分赞同，他其实最不赞同的，是徐容一门心思奔着院长那个位子去。
在刘金云离任之后，张合平到任之前，那几年实际是他主持院里的工作，但是哪怕如今想来，那也是他入院以来最累的几年。
人艺的矛盾之处在于既要积极响应党的号召，又要深刻反应人民的呼唤，既要起到警示教育的意义，又要保持对人民群众的吸引力。
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，而院长这个岗位，就跟个上有老下有小的儿媳妇似的，上面不理解，下面也不待见，无论做事还是不做事，总会弄的里外不是人。
因此他对徐容最高的期待就是艺委会主任。
“院里最近的传言，你听说了没有？”
徐容不大在意地道：“听说啦，传的有模有样的，说要提拔我当副院长，说起来你可能不信，还是学校的同事打电话告诉我的。”
濮存晰瞧着徐容啼笑皆非的模样，无声地叹了口气，不光徐容，他也听到了不少类似的小道消息。
毕竟徐容太年轻了。
他沉默了一会儿，问道：“你知道老院长吗？”
徐容转头瞥了濮存晰一眼，从他的神情以及刚才的话题当中隐约猜到了他想表达什么，道：“知道，说句你不爱听的，我对院长的了解，兴许比你知道的多。”
“哈哈哈。”
濮存晰笑着，问道：“哦，那你说说看我为什么要提老院长？”
“1933年，夏秋之间作《雷雨》。”
“1935年3月，有感于阮玲玉自杀，作《日出》。”
“1936年6月秋作《原野》。”
“1940年下半年作《北京人》。”
徐容语气稍微顿了下，道：“目前，大家普遍认为《北京人》是老院长在创作方面的巅峰之作，自《北京人》之后，尤其是建国后的47年，老院长只勉强写了两部半剧本，还都是平庸之作，其实不止老院长，沈从文、钱钟书都差不多，建国之后都在吃老本。”
“哈哈哈。”濮存晰被徐容的说法逗乐了。
徐容眼瞅着快到院里，稍微放慢了点速度，道：“这个问题我也思考过很多次，也问过老院长的家属，目前普遍的原因归结于三点，首先是时代的局限性，在建国之前，老院长的生活当中充满了繁漪、周朴园、陈白露，社会的矛盾高度集中，而且这些人物悲惨的命运具有普遍共性，也能得到大众的理解认同。”
“第二则是院长这个职位给他戴上了枷锁，像《明朗的天》就是上头写信让他的写的剧本，这种命题作文想要成为经典，难度不是一点半点。”
“还有就是有人说老院长脱离了人民群众，他是当代大文豪，是‘鲁郭茅巴老曹’之一，他接触的都是整个国家最最上层的人民公仆，已经不能够了解最底层广大人民的苦难，或者说他了解，但是因为第二个原因，他不能写。”
徐容说着，将车开进了院里，道：“其实要我说啊，之前的你也差不多。”
濮存晰愕然转过头，望着已经准备下车的徐容，他没想到徐容会突然会把话题转移到他身上。
他是文联副主席、剧协主席，无论业内的同行还是媒体朋友，从来没人说他演的不好或者水平有问题。
徐容这么评价濮存晰是有原因的，在张合平到来之前，濮存晰的创作几乎陷入了僵滞。
这些名头固然带来的一定的便利，但也不全是好处，就像如今随着德云社境况的好转，风评日渐下滑的姜坤，如果没有担任那么多的俗务，其在相声领域的成就真未必比德云社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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