既然如此，为什么会有本书所讲的这么多奇案、大案呢？作者认为，在很多案件审理中，由于掺入了大量的人事纠葛、人情世事，往往本不复杂的案件，就变得神秘莫测、一波九折了。如发生在雍正末年的湖北麻城杨氏走失案。
在湖北麻城，有一个叫涂如松的男子与其妻子杨氏婚后一直不和。雍正八年初的一天，杨氏离家出走，投奔其旧相好冯大家里。杨家是当地大户人家，杨氏不见了，其家人就怀疑涂如松害死了杨氏，托其家族的“能人”杨同范出面告发涂如松，还找来一个小孩赵当儿来做假证。知县便拷问涂如松，涂如松屈打成招。
新知县汤应求上任后，从赵当儿身上取得突破，否定涂如松害死妻子，释放了涂如松，并以伪证罪革去杨同范的功名。但因为杨氏一直没有下落，案件也没有了结。后来，在河滩发现一具尸体（实际是一具男尸），杨同范就让杨家人认作杨氏，再次去县里告状。此时，该县知县换成了李作室，省里也派了以干练著称的另一个知县高人杰来会审。
高人杰与李作室依据这具非常可疑的尸体，认为是涂如松害死了杨氏，再行拷打。最后涂如松受刑不过，承认自己杀死妻子杨氏。此案呈报上一级后，被知府蒋嘉年看出尸体有问题，四次驳回；又涉及到前任汤应求的政绩，汤应求也出面反对。
事情发展到这一步，已经不是案件本身的问题了，与官场上的人事派系斗争搅合在一起。由于高人杰受到湖广总督迈柱的支持，而湖北巡抚吴应棻与迈柱不和，借此案攻击迈柱，案件审理遂旷日持久，争执不下。甚至一直藏匿在杨家的杨氏被意外发现，证明案件纯粹是冤案，当事人还是不能立即昭雪。新即位的乾隆皇帝只好把迈柱和吴应棻都调走，另派巡抚去处理此事才算了结。
可见，一旦涉及官场人事纠葛，事情立马就变得扑朔迷离起来。因为案件走势决定了官员的身家性命，所以明知是冤案也要拼命维护。上文所说的杨乃武与小白菜案件，其实也是一个并不复杂的冤案，但涉及到一审、二审等一大批官员的前程，所以官官相护，一直闹到慈禧太后那里，才算水落石出、沉冤昭雪。而江浙一带这些官员，因为多是湘军派系的，慈禧太后正要找机会削弱湘军派系的官员，所以最终一百多名地方官受到严惩，当事人沉冤得雪。
而更早发生的“刺马案”，封疆大吏马新贻被刺客张文祥公然刺杀，这个案件因为与湘军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，且彼时曾国藩权势正盛，所以此案终究不了了之。
杨乃武与小白菜，这样的小案子牵扯出来的官场争斗，更是其中的典型代表。
制度设计缺陷，官员为保政绩竟然诬良讳盗。
《清代的案与刑》还揭示了清朝司法实践中的一个重要现象，即“讳盗诬良”，说的是在很多时候，地方官遇到强盗入室案件，往往不喜欢将此类案件上报，而是做当事人的工作，要么不报案，就当案子没发生。如果当事人不从，就想办法诬陷当事人。
乾隆时期的刑部尚书孙嘉淦曾遇到这样一起案件，明明是一伙强盗入室抢劫，顺带轮jian了主妇，地方官为了改变入室抢劫案件的性质，便把此案往熟人轮jian案方向引，刑讯逼供，导致一批无辜者死的死伤的伤，当事人倾家荡产。幸得孙嘉淦及时查出，才避免更多人死亡。
道光年间的名臣张集馨也曾遇到这样的案件。在他担任四川按察使时，治下的遂宁县报上来一起命案，说一个蒋姓青年被妻子和妹妹合谋害死。案情很快被他看破，其实是该家被强盗入室抢劫，蒋姓男子因一直虚弱，被活活吓死。地方官不想报盗案，所以就拷打当事人的妻子和妹妹，让她们承认杀死蒋男。真是匪夷所思！
按照《大清律例》和《吏部处分则例》，地方官讳盗诬良是要被反坐的，为什么这些地方官员要冒险讳盗诬良呢？原来根据清代律例和处分条例，地方如果发生强盗案，地方大小文武官员又没能在一定期限内将盗贼抓获，就有“疏防”之罪，要被本省督抚题参，由吏部给予处分。处分的轻重根据盗情的严重程度，以及官员对此事责任大小、盗贼被抓获的时间长短而定。
例如，百姓在道路、乡村、城内被劫，盗贼逾限不获，该管州县官要被降一级调用。道光以后，因为盗案频发，条例也愈加严格，地方一旦有盗案发生，无论能否抓获，督抚往往先将该管州县官摘去顶戴、勒限缉盗。如果大案，很可能就沦落到乌纱帽不保的境地。
事实上，在当时的刑侦技术条件下，捕盗非常困难。州县官一旦将盗案立案上报，十之七八难逃“疏防”之责。除了疏防处分，如果被捕的强盗在抓捕过程中被捕役虐待致死，在解审路途中逃跑或是被同伙劫囚，关押在监时死亡或是越狱，地方官也都要受相应处分。
这种情况下，如果能讳盗不报，将大事化小、小事化无，对地方官保全官位无疑是最有利的。而对于那些由盗而奸、由盗而杀、难以讳言的大案，一些保位心切、人品又败坏的官员，就会冒险做出诬良的举动。可见，制度设计非常重要。好的制度可以叫坏人做好事，而坏的制度逼好人做坏事。即使好人不做坏事，也往往会束手束脚，毕竟保全自己才是最高法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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